明清时期的徽商是全国商界的一大商帮。从穷山僻壤中走出来的徽州商人何以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发展壮大，乃至雄踞商界，富甲一方?当我们回眸徽商的发展轨迹时，不能不注意到徽商所奉行的商业道德。正是这些渗透了儒家精神的商业道德，使徽商赢得顾客，赢得市场，赢得成功。

一

徽商的商业道德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以诚待人，以信服人。徽商在经营中把诚信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首先在处理内部关系上讲诚信。譬如，木商程之藩随父去四川业木，役夫常有数百人，“之藩遂为之长，结以恩信，役夫无不悦服，悉听其部署。”(《戴南山先生全集》卷8)詹谷在崇明为本乡某人经理典业，主人年老返里，恰逢战乱，道路梗塞者近十年。其间詹谷独自一人，“竭力摒挡，业乃大振。”后主人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出入市籍(账簿)交还，涓滴无私。崇邑之人咸服其公直，某子亦深感焉。临行，薪俸外加赠四百金，辞不受，惟殷殷部署后来肆务，悉当乃归。”(光绪《婺源县志》卷35)诚信二字在詹谷身上可谓得到充分体现。徽商不仅以诚信处理内部关系，更以诚信对待顾客。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鲍雯经商，“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人亦不君欺。”在商场中不乏以诈生财之人，但徽商的态度是“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因而赢得顾客的信任。

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徽商(除部分盐商外)在经营中一般都能坚持薄利的原则。明代南京城内有典铺500余家，主要由闽商和徽商经营。闽典利息高达三分四分，而徽典取利仅一、二、三分，自然“人情最不喜福建”。程锁在溧水经商，这里惯例是春天贷款下户，秋天倍收利息。但程锁贷款，只取一分之利。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贮。翌年大灾谷贵，而他“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太函集》卷61)，自然树立起良贾的形象。贪婪的粮商往往在灾年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但徽州粮商大多摒弃这种做法。某年大饥，吴佛童仓中积有大量粮食，有人劝他待价而沽，他却笑曰：“使吾因岁以为利，如之何?遏籴以壑邻，是谓幸灾，天人不与。”(同上，卷62)意思是说让我在年成好时取利吧，如今乘灾牟利，以邻为壑，这是幸灾乐祸，苍天百姓都不会同意的，“乃尽发仓廪平价出之”。

宁可失利，不能失义。徽商中除了少数见利忘义而被人斥为“徽狗”的奸商外，多数人都能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虽然经商就是为了求利，但他们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汪氏统宗谱》卷3)朱文炽贩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宗贸易的时机，新茶也就不新了。于是他出售时自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当义利不可兼得时，不少徽州商人能够见义勇为，甚至舍利取义。吴鹏翔某年从四川运来数万石至汉阳，正值大饥，米价飞涨。他没有乘机大捞一把，而是“减价平粜，民赖以安。”还有一次，他购进胡椒八百担，尚未付款，发现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坑人，所以宁可自己蒙受损失(嘉庆《休宁县志》卷15)。这种非义不取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注意质量，提高信誉。徽商非常重视商业信誉，并把这种信誉建立在商品质量的基础上。清制墨商号胡开文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创制一种墨，在水中久浸不散。某客户慕名前来购得一袋此墨，返回途中不慎落入水中，捞起后发现墨锭已开始溶化。于是立即找到胡余德，胡当即以一袋“苍室”名墨相赠，同时下令各店各场立即停售停制此墨，并高价收回业已售出的此种劣质墨锭，寻找原因，总结教训。此举虽蒙受了经济损失，却保住了商业信誉。徽商在苏州阊门开设了不少棉布字号，他们从收购棉布时就十分注重质量，字号内设有专司“看布”人员，经过严格把关，从小农手中购进上乘棉布，再用上等颜料染色，然后踹成质地精美的棉布，由于“溧染俱精”，所以销路极好。

二

良好的商业道德有力地促进了商务的发展。首先有利于徽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徽商由于坚持商业道德，从而在人地两疏的情况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赢得顾客。如吴南坡业布，“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许文才在淮泗经商，“市不二价”，“人之适市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显然得到顾客的充分信任。徽州典商由于低息便民，在各地与同业竞争中多能获胜。前述明代南京徽典就是一例。

其次，有利于开拓市场。徽商的成功不仅在于每到一地就能迅速占领当地市场，而且不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局面。汪通保在上海业典，附者日众，乃部署子弟到外县开拓市场，他规定：到了外地不准欺行霸市;付给顾客本钱时，不准以劣质钱充数，更不准短少;收取利息时，不准多收赢余，也不准以日计取利息。由于坚持这“五不准”，“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县皆至，居有顷，乃大饶。”(《太函副墨》卷4)不少材料反映，徽商每到一地，就会出现顾客“绾毂归之”、“归市如流”的局面。徽商所以能占领市场，良好的商业道德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有利于克服商务发展中的障碍。商海泛舟，决非一帆风顺，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徽商坚持商业道德，从而得道多助，使许多困难迎刃而解。王子承在蜀业木40年，孤身在外，困难很多，况伐木运材，更需大批劳力参与其事。王子承“务推赤心”，结果“不招而集，不约而坚，蜀人蚁附之。”(《太函集》卷17)他也因此成为富商。尤其是徽商诚信待人，慷慨好施，又与封建士大夫以及各级官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遇到困难时就能借助封建政治势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三

是什么原因把徽商造就成坚持商业道德的“廉贾”呢?从根本上说是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决定的。

徽商贾不忘儒，孜孜向学，蔚然成风。有的“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有的“虽隐于贾，暇辄流览史书”;有的“昼则与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燔书弗倦”。这种“贾而好儒”的特色给徽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贾而好儒”使徽商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比起那些只会筹算计数的一般商人，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无数的文化典籍，其中不仅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人才管理、谋略运筹等思想精髓，也含有大量的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料，成为徽商商业道德的思想源泉。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几乎成了徽商的必读书。他们从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其中所说的“廉更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的道理，对徽商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较高的文化素养，也使徽商在经营中更具理性，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商业道德对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正确地处理与顾客的关系。鲍直润说得好：“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利可图，虽招之不来焉，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2)因此，徽商能够坚持商业道德是与他们富于理性的精神分不开的。

第二，“贾而好儒”更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张光祖在商务活动中，“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圣贤心法最多。”(《张氏统宗世谱》卷8)黄长寿“以儒术饰贾事”，鲍雯“一以书生之道行之”。这些都说明徽商自觉地以儒家的伦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舒遵刚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呼!人皆读四书，乃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道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徽商坚持商业道德的深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