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宇宙论》

（日）浅野裕一 著

吴昊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唐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出自《周易·象传》的话，千载以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却少有人追问：“天”真的“行健”吗？“地”真的“势坤”吗？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追问纯属“抬杠”“犯轴”，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取其善意即可。这种必要的“模糊”，已发展为一种处世技术。然而，日本学者浅野裕一不肯“模糊”，于是便有了这本《古代中国的宇宙论》。

孔子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

翻开先秦古籍，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很少提到宇宙论。

所谓宇宙论，是用来解释宇宙的本质、如何产生、怎样构成等问题的理论，几乎所有大型文明都会首先建立宇宙论。因无法实证，只能靠演绎逻辑，最终都会发展成独断论——虚拟出一个“上帝”，来弥补理论上的漏洞。

可在古代中国，除了《道德经》，其他文献对宇宙论兴趣甚少，连《庄子》中都较少涉及。谈到上天时，先哲多采用这样的方式：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降丧饥馑，斩我四国。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

意思是天意非恒定，用降灾来提醒人类，可周幽王竟敢不揣摩天意。在这个叙事中，我们会发现：昊天非人格神，无具体形象，只是一种神秘力量，它以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人类可以体察它，也可改变（通过祭祀、省刑、善政等）它。

换言之，宇宙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生，宇宙各部分是有机整体，充分了解自己，便了解了宇宙，即“天人合一”。

在中原上古文化中，充斥着这种以人为本的执念。宇宙知识主要由三种人掌握：占星师、瞽、乐师。瞽即盲人，他们看不到外部世界，所以更了解内心。乐师需掌握音律，而音律背后蕴含着数学原理，很像天道。三者结合，遂成史。

在初期，巫史不分，他们面临同样困境：必须对“天道能影响人事”给出合理解释。

于是，“气”诞生了。在早期典籍中，“气”仅指水蒸气。水经蒸腾，实体会消失，且有霓虹现象，俨然天道正在运转。于是，“气”成了“天道”与“人事”的中介，被安插到一切事物中，乃至孟子也可以养“浩然之气”了。

有了“气”，中国古人不再需要建立一座神秘大厦来解释宇宙，孔子也免除了“语怪力乱神”的麻烦。

老子不是唯一关注宇宙论的先哲

既然如此，为什么老子还要纠结于宇宙论呢？为什么《道德经》还要说“无名，万物之母”呢？

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谜。随着考古学进步，大量先秦文献出土，如《十大经》《太一生水》《恒先》《道原经》等，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先哲们其实非常关注宇宙论，老子并不是唯一的。

比如《恒先》认为，世界在“恒”的阶段，本质除了“无”，还有“质”“静”“虚”，后三者不断膨胀，彼此混杂，推动世界进入了“惑”的阶段。而在“惑”的阶段，“气”出现了，“气”与“道”相背离，“道”求恒定，“气”求变化，“道”因“气”而坏。

再如《太一生水》，提出世界本源是“太一”，它产生了水，水和“太一”一起又产生了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四时。

可见，古代中国至少存在三种宇宙观：“无名”派、“太一”派和“恒”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现在楚国附近。

春秋时，楚国属蛮夷，与中原文化“只重人本、忽视宇宙”不同，楚国先哲们掀起的“宇宙论思潮”冲击了中原文化，邹衍因此创造出五行理论：一方面，它有宇宙论；另一方面，人并未丧失主体性，只要方法得当，便可操纵宇宙。

邹衍是齐人，正在楚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界处，从先秦到汉朝，齐、燕多方士，应是两种不同文化激荡的产物。沿着学术发展的脉络，本书将一段模糊的历史，清晰地梳理出来。

“宇宙论思潮”为何没能补足短板

五行学说是一种综合理论，以中原文化为基准，融楚国文化为方法，从结果看，它延续了人本观，架空了宇宙论。综合后，昊天依然未被人格化，全部神圣感来自仪式，一旦仪式消解，人们便会陷入虚无主义。于是，只能不断强化仪式，而屋上架屋的后果是，人们对宇宙观越来越不感兴趣。

宇宙观被压抑，则自然哲学的形成也会被压抑。在古代西方，学术是从追问世界构成的基本元素开始，以探索本源为目的；在古代东方，学术则从尧舜之治开始，以传承文明为旨归。从前一进路切入，无尊无卑，共同寻找客观标准；从后一进路切入，必然有差序，想建功立业，必须依靠权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楚国先哲们虽然掀起了“宇宙论思潮”，但他们并没将“无名”“太一”或“恒”视为人格神，体现出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不关心宇宙的本质，他们提出宇宙观，是对文明提出警告，防止它走向堕落。在根本处，“宇宙论思潮”未能补足古代中原文化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