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来，没有争议的、存世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实物，为唐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这点仍未被动摇。

中国有关雕版印刷比较确切的最早文献记载，不少学者如明人胡震亨、清人赵翼、叶德辉、王国维等，曾认为是唐长庆四年(825)，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述说，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诗篇，用力鬻卖。不过卡特、伯希和、神田喜一郎、钱存训、向达等一批学者，并未采信这种说法，但他们没有充分论证过。辛德勇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专章批驳了这种说法，分析“模勒”的语义应为“模写”(摹写)，而不宜理解为代表雕版印刷的“模印”; 从综合分析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认为其时雕版印刷还未辐射到印刷消闲诗篇这一世俗领域，人们只能传抄阅览。

如果肯定辛德勇的说法，那么最早的文献记载，便是《册府元龟》等书记载的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制定、颁布历书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府一项最重要的职责，此时民间已经用雕版大规模印刷历书了，这是对国家权力的冒犯，所以要“禁断”。辛德勇书中研究的结论是，佛教密宗信仰，是雕版印刷术产生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中国雕版印刷的直接技术源头，来自印度佛教信徒捺印佛像，其产生时间，不当早于密宗在唐代全面兴盛的开元年间。

虽然雕版印刷具体诞生于唐代何时，尚充满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末至五代时期，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冯道主持刊刻《九经》。冯道(882—954)个人经历传奇，历仕五朝，他在后唐时代看到吴蜀之人贩卖“印板文字”，各色各类都有，独无儒家经典，于是发起雕印儒家“九经”：《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实际上还包括《论语》《孝经》和《尔雅》在内的“十二经”)，使之广颁天下、有益文教。他的奏请得到皇帝批准，刊刻自长兴三年(932)起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22年乃成。这是史上第一次官方的大规模刻印工程，这些经书都是在国子监所刻，所以称为“监本”。

恰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冯道之所以采用这种新兴未久的印刷技术，也是处于动荡的五代战乱时期，当时的后唐政权已无能力再像东汉、曹魏和李唐王朝那样大规模刊刻石经，只好退而求其次，改用雕版印刷颁布权威的经书读本。这一权宜之举，却成为雕版印刷术全面进入上层文化的转折点，产生始料未及的深远影响。刻书从此不只是和尚道士、民间书坊之事，而成为政府的出版事业，图书主流形式也开始由手写本转变为印刷本。这一切都预示着，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即将启幕，被视为古籍收藏极品、美学巅峰的宋版书，也将光华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