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古典兵学在宋代得以复兴，其中对军事信息如何保密的探讨也逐步走向深入，从这一时期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兵书中就能够一窥端倪。

《虎钤经》

高度重视用间之道，更重视反间

《虎钤经》是宋代著名兵书，“虎”为“虎符”，即“兵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书，被视为掌兵权者应备之经，由北宋早期军事理论家许洞所著。书中指出，在我方试图探知敌方军情的同时，敌方也一定会派出间谍对我方情报进行搜集。要想重要机密不被泄露，就必须懂得“知奸”。

在作者看来，“留使者不可久”，一旦时间长了，敌方公开派出的使者或多或少都会探听到一些军事机密。虽然“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战争文化与规范，但为了做好军事信息保密，许洞大胆提出不必墨守成规，对于军事行动而言，及时发现对方派遣的间谍是至关重要的。

《虎钤经》

《美芹十论》

防备“输情于敌”的泄密行为

该书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所著，对军事学10个方面的论题逐一进行探讨，并向皇帝陈述了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大计，其中第八论“防微”集中体现了军事信息安全保密思想。作者指出“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强调在保密工作中做好防奸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要防止己方人员投敌出卖情报，以及拉拢收买杰出人才。

辛弃疾画像

同时辛弃疾指出，对于个人的去留也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到问题实质，尤其要预判后续可能引发的波澜。比如，某个人因受到不公平待遇愤然出走，就可能会将重要情报一并带出，透露给敌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须给予人才足够的俸禄、赏以官职，防止其外流，更要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泄露军事机密。从宋金交战史实来看，辛弃疾这些担忧不无道理，还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由于防奸工作的疏漏，宋军与金兵交战屡屡失利，导致国土沦丧，就连当朝权臣秦桧也为金人输送情报，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这些都从侧面生动印证了宋金情报战的激烈，更说明军事信息保密的重要性。

《翠微北征录》

提出加强所属人员和情报传递管控

该书又称《翠微先生北征录》，是南宋爱国志士、诗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就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实际和军事思想。其中，华岳的保密思想集中体现在《平戎十策·利害》卷中，他针对当时军事和国防流弊总结道，“沿淮之凶恶，其别有四：一曰跳河，二曰两来，三曰兴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谓跳河者，间谍也。所谓两来者，奸细也。”

得知军中有将士主动向金兵输送情报，华岳忧心忡忡，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是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管控，不给士卒通敌的机会；其次是加强对情报传递的管控，如设立“名递之法”“数递之法”等，将情报用暗语进行表述。

《武经总要》

对军情传递与军令执行作出严格规定

《武经总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兵书，分为前后两集，共40卷。前20卷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宋代的军事制度以及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包括选将用兵、通信侦察等。后20卷包括历代用兵故事，分析品评历代战役与用兵得失，是研究宋代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对军情文书的传递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明确指出军队在向朝廷报告军情时，如果不是通过书面文字，则须派遣亲信前往奏明情况。与此同时，书中还强调了“急递”的必要性，“急递”即昼夜换马，马不停蹄地传递，避免途中耽搁，发生泄密等意外。据悉，宋神宗时，传送特别紧急的军情可持金字牌，牌长尺余，朱漆金字，刻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铺指的是急递铺，类似于驿站），金牌急递时，要鸣金开道，途中一切车马都必须让路。

为保护军事机密，《武经总要》对军令的执行也有着严格规定，概括来讲就是要符契和文书相符，否则就会予以严惩，“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或虽得符契，不依次弟，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严酷的制度既保证了军令畅通，又保护了军事信息安全。

同时，对于军中文书的传递，书中也阐明了不少保密措施。如机密文书都要用蜡封好，沿途各铺（急递铺）均要查验封印，并在“小历”（记事本）上记录交接时间，如无不可抗力而延误传递时日，就会受到惩罚。《武经总要》还记载了符契、传信牌、字验等技术手段，其中字验在宋真宗时就已实施。所谓字验，就是事先拟定常用之事，用固定字条代替，如“请箭、请粮料、请添兵”等，均以某一字作为暗号，以字验配合传信牌传递。传令时，在传信牌的槽中插入字验字条，系于军吏之颈，即使传信牌落入敌人手中，也不会直接发生泄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