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凡两见，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

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第八)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

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

《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因此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由此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流传和发展，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天人)之间，都可以用“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来加以概括。

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二、中华和合文化近年来研究进展

正因为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故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海内外人士均对中华和合文化作了研究，以图揭示其内涵、本质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探讨其影响和现代意义。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多年来从事中华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演讲、介绍中华和合文化，共发表研究和合文化的学术论文十数篇。在此基础上，于近期出版了78万字的研究专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一书，标志着他的和合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张立文教授在他的和合学研究中，对中华和合文化的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对和合与和合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对和合学的体与用作了详尽的论述，完整地展现出他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理解，为今天的人们了解、研究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著名思想史家、台湾学者钱穆对中华和合文化深有研究和心得。他并不否定文化冲突和文化变异，但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他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62页)并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初版，第51页)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钱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这都喜欢合。”(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第27页)

著名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对当前开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张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张岱年：《漫谈和合》)

著名思想家、东方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对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季羡林：《21世纪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并揭示了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世界范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控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面对危机，季先生提出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十分重视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汤一介：《世纪之交看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由四个方面构成，“这就是说，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同上)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四种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即是“太和”观念。所谓太和，《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程思远先生为了弘扬和普及中华和合文化，不顾年迈，撰写专文《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程思远副委员长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程思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人民日报》1997年6月28日)，程思远副委员长主张，“弘扬中华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国内国际的不正确认识，以保证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弘扬。”他指出：“国内一直有一种看法和说法，认为提和合就是抹煞矛盾，抹煞斗争。一提到‘和’或‘合’，就自然联想到不搞斗争，就将其与矛盾、斗争绝对对立起来。说得严重点，这是‘文革’遗毒的表现。事实上，和合文化不仅不抹煞矛盾和斗争，而且本身是矛盾学说和斗争学说的展现。”他认为正是由于有相异物质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产生。和合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斗争和融通过程，这两者不是对立的。

著名哲学家、《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执委会主任委员邢贲思教授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他说：“面对我们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闻单位和学术机构发起和开展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这个工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认为，深入开掘和研究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发挥其文化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助于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邢贲思：《中华和合文化体现的整体系统观念及其现实意义》)邢贲思强调：“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和合’，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他认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会领域的“无冲突境界”，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即和合状态。从这点上说，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正确掌握斗争的尺度。我们推动事物的矛盾转化，正是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状态的产生。

以上著名学者对中华和合文化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已产生了重要影响，必将带动和促进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并为普及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发挥日益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纠正以往“斗争哲学”的偏差。

和合文化不是不讲矛盾、斗争和冲突，而是既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又解决矛盾、冲突，使诸多异质要素、各个不同的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把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吸取各要素的优质成分，择优汰劣，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即由旧的和合体发展为新的和合体，由此而促进事物的不断发展。这种取代单纯“斗争哲学”的和合思维方式与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实践相适应，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矛盾冲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带来差异、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安定团 结。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在竞争中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是为了发展，是为了繁荣，但也需要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谋发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进去，而不可偏废。整个社会经过由相互冲突，到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过程，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3．对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

当今国际社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对当年的军事竞争变成了经济竞争;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纠纷增加，面对这些差异和矛盾，亨廷顿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强调西方文明应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种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吸取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这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向极不协调，因而遭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摈弃冷战思维。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

4．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侨胞的大团结。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完全统一已为时不远。“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的伟大构想，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种契合的因素。“一国”可理解为“和”，“两制”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和合差异，而不抹煞个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而不同”是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说，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宣传和论证中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关系，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