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现今已有六千余年的历史。汉字是中华民族特殊的发明，它历经千年不断被改革创新，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到今日的简体汉字，无论外形怎么变化，不变的是它始终被我们使用着。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汉字险些被取缔，以翟秋白为首的学者认为，汉字应该被更加“先进”的拉丁字母取代，这样才能更好地和国际接轨。

不过这想法很快就被“奇才”赵元任用事实狠狠地反驳了，他用一篇全文只有一个读音的文章，打破了妄图想用拼音代替汉字的想法。

汉字大革命

故事从清王朝覆灭后开始说起，崭新的民国时代，众爱国志士皆为“改革”二字上下奔走，改革说起来容易，但改的是什么？革去的又是什么？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知道答案。

其中在文学界兴起了两个著名的文学改良运动：一则为“白话文运动”；另一则为“国语运动”。

这两项改革运动都是围绕着汉字而来的，因为当时文学界提出了一种想法，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主要是从整体思想上的落后开始的，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于是中国要想强大，便要将导致思想落后的“罪魁祸首”汉字革去。

“白话文运动”仅是让人们放弃文言文，“国语运动”则直接让人们放弃书写汉字，转而使用拉丁字母。

国内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翟秋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开始为汉字拉丁化站台，他主张放弃书写汉字改用拼音，这个想法哪怕是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激进的。

翟秋白将汉字拉丁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使用的就是拉丁字母，他认为中国若是想要走向先进，势必免不了全盘西化。

翟秋白的支持者并不少，丁玲、钱玄同都是汉字拉丁化的拥趸。

拉丁化拼音汉字

翟秋白关于拼音汉字的最初构想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

他曾在苏联留学精通俄语，因而被选为十月革命后前往苏联的驻外记者。

翟秋白到了苏联后，正逢当时的苏联政府正在开展全国大范围内的扫除文盲运动，苏联政府在列宁的“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思想指引下，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制订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

当时的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语言文字晦涩难懂入学门槛较高。

翟秋白被这一政策启发，便准备创制符合中国汉语拉丁化的新文字。

瞿秋白指出“中国要改用拼音字母，就应当采用拉丁文的字母（罗马字母）”，这也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的通用字母。

此外翟秋白还创造性地编排了新中国文字的声母、韵母表。

当时他主张的把名词的“子”写作“z”，“儿”写作“r”，形容词“的”写作“d”等，不得不说翟秋白为近代的汉字注音做出了突出贡献，至少他的造词思路我们一直沿用到今天。

此外，瞿秋白还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为字母标调的办法，后来衍生为拼音字母的声调。

翟秋白是拉丁化拼音汉字的疯狂发烧友，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经常使用这一新式文字，以至于他的朋友有时也读不懂翟秋白写下的书信，不能及时给他回复，闹出了不少笑话。但是凡事讲求过犹不及，生活中的玩笑到了台面上可就称不得玩笑了。

他势要在中国推广开拉丁字母，提出要废除“方块字”，在演讲中公开叫嚣要把“方块字”赶到学院里的研究室，留给老学究们分析，而未来的中国人世代学习的都将是拉丁字母拼音汉字。

然而，翟秋白疯狂的想法，被另一位学者不声不响地用事实驳斥了回去。

赵元任的九十六字奇文

这名学者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

赵元任当时远在美国的大学中任教，对于中国文学界提出的“汉语拉丁化”偶有耳闻，初始时只觉得荒谬他压根儿不看好汉语拉丁化的未来，赵元任对于中国的音韵学和语言学颇有研究，他始终认为汉字能够在中国流传几千年绝对是有它不可代替性的。

但赵元任后来见这股浪潮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他方觉自己应该为中国的汉字做些什么。

于是撰写了一篇奇文，名为《施氏食狮史》，这篇文章通篇加在一块只有九十六个字，为什么说这是一篇奇文呢？

因为这篇奇文只能看不能读，看能看懂，读就未准能够读懂了，因为这九十六个字的读音全部是一样的——shi。

文章全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失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非常好地驳斥了汉字拼音化，因为它通篇的读音是一样的，如果用拉丁字母书写便很难让人理解其中的意思。

中国汉字中有那么多的同音字，大多只能够通过语境和字形分辨，这篇《施氏食狮史》就体现了拼音的局限性。

赵元任不仅创作了这一篇奇文，之后他还写作了《季姬击鸡记》《易姨医胰》《熙戏犀》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他的观点。

不过后来赵元任也承认了自己所写的文章用来驳斥汉字拼音化是有缺陷的，因为他的遣词造句过于极端，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人这样说话和写文章的，但是毫无根据全盘西化的汉字拼音化又何尝不是一个极端的改革呢？

所以他只能用极端去对抗另一个极端。赵元任的奇文直接给了国内文学界重磅一击，让汉字拼音化的拥护者重新开始思考“国语改革”的意义。

1938年，一本名叫《中文拉丁化课本》的课本正式投入市场，引来大批关注，此书的封面上用大红色的笔迹书写着几个大字——“给初学北方话用的”，翻开封皮在扉页上不加掩饰地标注着“知识分子初学用的”。

此书的作者名为许中，在第一课里他便言明了此书使用的是将汉字变更为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废除汉字不用之意，对此他解释道：

“中文拉丁化就好比是公共汽车或电车，价格低廉又快捷，汉字就好比人力车或乡间的轿子，价贵又慢，只是从来没有人说，现在已有公共汽车和电车，我们便可以不再需要人力车和乡间的轿子了。”

许中的观点还是相对于当时文化界来说还是较为中立的。

辩证地看待汉字拼音化

但关于拉丁字母拼音化汉字的学术纷争，仍然洋洋洒洒持续了几十年，“废除汉字”每隔一段时间便被搬出来讨论一番。

直到1951年，毛主席作出指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先简化汉字；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翟秋白推行新文字的目的是想要改变中国目前文盲众多的现状，他希望学习的门槛降低。古代的文言文、繁体字的确有些晦涩难懂，但我们可以适当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需要全盘否定。

到了1958年，周恩来总理做出明确指示：“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至此国内对于“汉语拉丁化”的声浪才逐渐退去。

我们需要以辩证地去看待拼音字母这个问题。

首先，拼音字母的确有它存在的必要，自打拼音出现后，每个孩子还不会书写勾横撇捺，便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拼音通读一篇小文章，这是近现代最伟大的教育改革之一，它降低了认字的困难程度，拼音注字极大便利普及了全社会文化知识运用。

但是，不能因为它的便利而丢掉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翻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有两大时刻可以被称为“命悬一线”：

一是亡国。土地、人民、财产等遭受侵略；

二是文化灭亡，除中国以外的文明古国，之所以只能存活于历史书中是因为它们的文化都遭到了不同程度地侵食，以至于断档，精神文明被毁灭才是致命的。

想要看到一样东西的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翻阅它过去的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如果当时我们真的废除了汉字，等同于我们直接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撕裂，在抛弃了腐朽糟粕的同时，也完全断绝了我们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那些先辈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在这些尝试当中我们才发觉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摒弃的，在尝试中碰撞出的新灵感，也更好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