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很多学者都认为汉字相比较于拼音文字是一种落后的语言，而改变这一“谬误”的正是文字学家唐兰，正是他从历史与文字学的角度捍卫了汉字的尊严。
　　
　　唐兰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古文字学，但也涉足青铜器、古诗词等诸多领域。1939年，他历尽艰辛，辗转国内外，终于绕道到达昆明，与同侪一道，共同在西南联大创造了传奇式的中国学术繁荣与辉煌。他在西南联大开设“古文字学”“甲骨文字”“六国铜器”“《说文解字》”“《战国策》”等课程，还带课过“宋词选读”。他的课程广受欢迎，不只有中文系的学生，还有物理系和哲学系的教授都赶来听课。
　　 　　
　　除教课外，唐兰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里，发表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论文，而且视野很广，通过对铭文、器物的研究，解决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领域的难题。这一时期，他的《智君子鉴考》《王命传考》《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非墓考》《论彝铭中的休字》《古代饮酒器五种》《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苏秦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坚实的研究厘清史实，如《苏秦考》中，唐兰全面研究了《战国策》和《史记》中相关的记载，指出其中所记苏秦和张仪的相关史事，多有舛误。30年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唐兰的推论。
　　 　　
　　1949年成书的《中国文字学》是唐兰标志性的著作，其酝酿也是在西南联大期间。《中国文字学》确立了“形体派”科学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使中国的文字学与语言学真正分离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此书中，唐兰还提出了他著名的“三书说”，以作为对许慎“六书说”的更正，启发了诸多学者，后来的“二书说”“新三书说”“八书说”“七书说”“四书说”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唐兰先生“三书说”启发而建立的。
　　 　　
　　在此书中，唐兰还提出了“中国文字学”这个概念。之前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很多人受到西方文字学观点的影响，认为文字进化最先进的阶段是字母文字，断定中国文字是落后的文字。唐兰先生指出：“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在这种研究中是应该占最重要地位的。”这种记载中华民族文化的可以贯穿古今殊语、跨越东西南北方言的文字体系，是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无法做到的。他还提出，研究这种特殊文字的中国文字学，其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绝不同于近代语言学，它应该是去除音韵训诂，专门研究文字形体的学问。而世界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其形体多只有几十个字母而已，并不复杂，没有必要建立类似的专门研究学科，中国文字学是一门中国独有的学科。在那个年代，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维护汉字的尊严，这是极有价值而又振聋发聩的。